陶氏化学最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彻底关停位于德国博伦的乙烯裂解装置。这个决定带来的连锁反应是，一项曾经被寄予厚望、投资额超1亿美元的博伦化学回收项目被紧急叫停。该项目原计划利用创新技术将难以回收的塑料废料转化为化工原料，为博伦裂解装置提供“绿色”给养。随着主装置的关闭，这个颇具前景的回收项目也失去了依托。

  无独有偶，另一化工巨头朗盛也宣布了提前关停计划：其位于德国克雷费尔德-乌丁根工厂——全球最大的无机颜料生产基地——的己烷氧化装置，关闭时间从原定的2026年提前到了2025年第二季度末。同时，其在英国威德尼斯的香料化学品工厂也计划于2026年关闭。

三重压力下的艰难抉择

  这些看似孤立的关停事件，背后是欧洲化工行业面临的系统性“三重绞杀”：

  1.能源成本高企： 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远未结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导致生产成本远超美国和中国同行。以陶氏德国博伦的乙烯装置为例，能耗成本竟占其运营支出的40%，而凭借页岩气优势的美国得州同类装置，成本要低30%。

  2.市场需求疲软：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导致化工品终端需求不振。

  3.欧盟碳税（CBAM）压力：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将于2026年全面实施，对高排放产品的进口征收额外关税。这迫使拥有高排放产能的企业要么投入巨资减排，要么承担额外成本或转移生产。

  陶氏CEO吉姆·菲特林坦言：“欧洲能源成本高、需求疲软以及严苛的监管环境”是公司做出调整决策的核心原因。

产能撤退：欧洲份额流失，中国份额跃升

  这种巨大的成本压力已演变成触目惊心的“关厂潮”。据统计，自2023年以来，欧洲化工行业关闭的产能规模已达1100万吨，波及21个主要生产基地。更宏观地看，过去15年间，欧洲在全球化工市场的份额大幅下滑了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化工行业份额则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2000年仅占2.1%，跃升至2024年的15.6%。当巴斯夫这样的欧洲巨头斥资百亿欧元在中国湛江建设世界级一体化基地时，欧洲本土的产能撤退已悄然加速。

陶氏样本：断臂求生与战略聚焦

  面对上半年高达10.91亿美元（约78亿元人民币）的净亏损，陶氏的应对策略堪称行业应对困境的一个“样板”。关闭欧洲三座高耗能工厂（德国博伦乙烯装置、施科保氯碱和乙烯基资产，以及英国巴里基础硅氧烷工厂）只是其庞大“资产行动”计划的冰山一角。此前，陶氏已陆续关闭了阿根廷聚醚多元醇厂、中国台湾烷氧基化工厂，推迟了加拿大Path2Zero净零乙烯项目，并出售了软包装粘合剂等非核心资产。

  陶氏的战略核心非常清晰：“退出高能耗、高成本的上游大宗业务，重仓轻资产、高回报的差异化赛道。” 公司正将资源集中投向电子级有机硅（在亚太、北美加速扩建产能）以及高性能材料和涂料等高附加值领域。这一战略调整的成效已开始显现：陶氏高性能材料与涂料部门二季度的经营EBIT（息税前利润）环比暴增了1.03亿美元。

凛冬求生：敏捷者胜

  欧洲化工行业的“凛冬”寒意逼人，即使如陶氏、朗盛这样的国际巨头也不得不争分夺秒地进行战略调整。残酷的现实表明，在这个行业寒冬中，最终能存活下来的企业，未必是规模最大的，但一定是转身最快、战略最清晰、执行最坚决的那一批。这场由成本、市场和政策共同驱动的深度调整，仍在持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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